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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经常面临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强烈冲突。

也许情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态度，而理智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现在的态度，把眼光放远，从一时的得失和喜怒中出来，寻找一个更远的目标。

议论是枯燥的，也许讲几个过去发生在我采访中的故事，我们能更清晰地触碰到理智与情感在我们身边纠缠过的隐隐伤痛。

从肖想莉到杨晓霞，我们该如何面对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东方时空》刚刚开播半年之后，冬季，我们来到清冷的武汉。在我们的报道计划中，原本没有肖想莉这个名字，然而一名当地记者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子，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对盲人夫妇收养，这对盲人夫妇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其艰难。

从6岁起，这个被收养的孩子肖想莉就担起家中的家务重担，做饭、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负却执着地一干就是五六年。

在学校，她还是一个好学生，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胳膊上挂着三道杠，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故事讲得就是这样简单，但我们几个人听过之后都感受到一种深深地感动，我们想帮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很多同龄的孩子知道：在他们这个欢天喜地的年龄中，有一个叫肖想莉的女孩已经勇敢地担起了一种责任。

出发点很善良，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致通过了对这个片子的拍摄。

真实的肖想莉生活环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恶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开灯，就会显得有些看不见对方。收养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极其微薄的抚助金来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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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调度着这个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来，讨价还价着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处理完家事，上学，中午一放学便急急往家赶，做饭，给盲人夫妇夹菜盛饭，然后洗碗收拾，下午继续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一日最后一餐又要从头忙到尾，都忙完了，爬上自己的小阁楼，开始做功课。

在这样生活节奏中的肖想莉，从外表上看，要比她的同龄人要瘦上一圈，脸色也几乎找不到红润的痕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这样度日。

我们在感动中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完了这个片子，然后在《东方之子》节目中第一次把一个小女孩当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剧烈，瘦弱的肖想莉让屏幕前的太多观众怜爱同情和尊敬，资助与慰问自然雪片一样飞向肖想莉。

事情开始有些不妥起来。

1994年5月1日，我们《东方时空》节目开播一周年，由于要拍特别节目，我们在过去拍过的几名“东方之子“中选出几名重新寻访，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进肖想莉的学校，大门口的标语牌让我们有些吃惊，上面写着：“学习雷锋，学习肖想莉。“看得出，我们的节目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报道已经把肖想莉捧上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经常有单位来学校请肖想莉去演讲，肖想莉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感动别人。

变化在肖想莉身上发生了。社会各界捐款众多，收养她的盲人夫妇也开始和学校产生矛盾，总觉得学校隐瞒了些什么，而肖想莉由于习惯了拆开夹着金钱的来信，因此，如果哪一封来信拆开之后里面没有钱，肖想莉就会露出不太高兴的神态。

当肖想莉的老师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安起来，事情的发展并不象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我们开始怀疑：当初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爱这个孩子还是害了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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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又过了两年，我们听武汉来的朋友讲起，肖想莉已经不见了，临走给家中留下话：学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当三陪女，苦日子该结束了。

我们听到这个结果，都有一种当了凶手的感觉。是不是正因为我们的报道，肖想莉平静的苦日子才开始被打破，诱惑出现了，而最终，诱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归路。

理智开始迟到地出现，莫非善良有时也是一种错误？

见到贫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没有掌握好，这只伸出的援手却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将被扶助者推进另外的苦难中。

理智和情感开始打仗，难分难解得让我自己都不知该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内心的审判只在我们几个人心中进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开去，我们都该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该如何扶危济困？

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报道，而往往这样的报道出台之后，社会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涌而至，中国人的善良有目共睹，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于危难之中，结果总是好的。

我深受感动也时常成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诉我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没被新闻关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杨晓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过报纸知道的，她患了一种罕见的疑难绝症，从外地来到北京求医，没有钱，找不到名医，生命之光就要离她远去。

社会上的人们在看到记者的感人报道之后，出钱出力出方子，在众人的帮助之下，杨晓霞终于渡过难关，生命重新开始象鲜花般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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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的捐助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杨晓霞全部康复之后，富余的金钱有几十万之多。

我知道，杨晓是幸福的，但在中国，和杨晓霞处在同样病痛境地的孩子还有很多，而由于未被媒介知晓，他们也许就在钱的压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蓝天下，命运如此不同，这公平吗？

情感告诉我们，遇到弱者部会伸出援手，理智告诉我们，通过媒体象幸运抽奖一样地扶危济困不是个办法。

杨晓最后把几十万元巨款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很多善良的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多余的钱放在健康的杨晓霞家中，人们总会被自己爱心引出的结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须拥有一种机制，让扶危济困的甘露能均匀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许媒体中的不幸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变命运，但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该得到救助。

如果更多的基金会能具体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担起这种任务，社会的爱心将会释放得有效和公平得多。

也许我们将来习惯于把捐款投向一个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能是无家可归儿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救助基金等等。

我们知道这些基金会得到很好的监督，他们会具体地把爱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于是我们放心地离开，我们会被告知，在某一个角落，那个不幸者重新走进了快乐的生活，我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快乐。而理智与情感的交战也会在这个领域偃旗息鼓。